记者 张婷婷

　　上篇

　　城乡一体化：

　　孜孜以求的成都选择

　　1978年以前的小岗村，是有名的“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三靠村”，每年秋收后几乎家家外出讨饭。1978年11月24日，小岗村18户农民以敢为天下先的胆识，按下了18个鲜红的手印，搞起生产责任制。这一幕后来被认为是中国农村改革开放的源头。

　　如今，回过头去看，也许在很多人眼里，成都5年前的“自费改革”或可等同于当年的小岗村。5年的探索与经验，或将成为中国农村改革发展历史上的重要史料。

　　壹

　　五六年前，成都是一幅什么样的画景？

　　整个成都坝子上农民住宅一家一户、星罗棋布，房子加上周围的竹林、院坝、水塘等，占农村土地面积的比例不低。这种资源分散的状况，没法搞城市化，也没法搞农业的适度规模经营……

　　这幅画，是5年前，市委书记李春城在某个会议上讲起的一幅俯瞰成都的画面；

　　这幅画，是“即便种金子农民也无法富裕”的画面；

　　这幅画，与他脑中时常描绘着的那幅图画相去甚远——在人均只有8分耕地的成都，要富裕农民，只有减少农民，只有农民的生活方式和农业生产方式发生了根本变革，“三农”问题才能得到根本解决。

　　2003年10月22日，成都市在双流县召开了推进城乡一体化工作现场会。就如同当年的小岗村并不知道“自己”会成为那场触及广袤农村大地改革的“启幕者”一样，当时的这个会议，也仅仅只是预示着改变，但并不知道它预示着的是在“成都这个1.24万平方公里的城乡大地上600多万农民命运彻底转折”的重大改变。

　　“那个会议，被称为当年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一次现场会！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领导，各区(市)县委、县政府和市级部门‘一把手’们会聚一堂。”当年一位参会领导事后回忆说，这个会议是在成都市委、市政府经过历时近两年的思考、调研、试点、总结、完善的基础上召开的，“城乡一体化”就此响亮地回响在了成都市各级领导干部的耳边，也正式进入了公众的视野。

　　“其实，农村问题的思量已经比较久了，那就是要抓住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历史机遇，推进城乡融合，让城市文明向农村延伸和覆盖。”早在当年3月，成都市主要领导在出席全国人代会期间接受采访时，就表示想谈谈最感兴趣的农村发展问题——“用发展工业的思路发展农业”。

　　在记者看来，这绝不仅仅只是“兴趣”而已。在这片“三农”问题一直比较突出的城乡大地上去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难题，谁敢轻言是一时兴起的兴趣呢？

　　“三农”问题是沉积下来的顽疾，并非一时之有，更非成都一处才有。专家认为，长久以来，许多地方在发展过程中并没有把城乡作为一个整体来通盘考虑，城乡发展二元化结构的长期存在，不仅使广大农民的生活水平提升较慢，而且使城市发展特别是城市经济发展也面临后劲不足的问题，最终必然会制约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也正是因为此，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成为了很多地方急于去破解、却往往又不敢轻易去碰触的难题。

　　然而，就是在这样的不敢中，“貌不惊人”的成都作出了一个“惊人之举”——要把农民兄弟拉入工业文明，拉入现代化！

　　成都城乡一体化，就此迈步。

　　而成都迈步的“身影”在5年后也得以印证——“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进入加快改造传统农业、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关键时刻，进入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时期。”

　　贰

　　就如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一样，每个城市也有着自己的品格。

　　“和谐包容、智慧诚信、务实创新”完整、精确地诠释了成都精神，而知名学者易中天，则用着自己独到、深刻的理解，为成都的城市品格作出了“描绘”——孜孜以求。他认为，如何构建和谐，成都作了很多有效的探索，尤其是在破解城乡症结突出重围上。所以，“孜孜以求”用在成都的身上有着一股意味，特别且深长。

　　城乡统筹，无疑是当前最热门的话题，而在五年前，却鲜少有人提及。因为没有前车之鉴，所以，成都城乡一体化的出现，便吸引了众多目光。然而，在记者的观察中，城乡一体化实施之初，静观其变的目光多过了掌声。

　　当然，没有哪一次成功的改革不是在非议和争论中起步的，如果不迈出这一步，谁又知道能走多远呢？

　　那时，不仅外界唏嘘观望，内部也有迟疑不决。记者不忘当初一位县领导的“坦白”——探索之初，有人担心动作太大、牵涉太复杂，怕搞砸；也有人觉得太难了，可能推不动。

　　时间是改革最好的检验。实际的情况是，一推百应。

　　依稀记得：2004年7月5日，市委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推进城乡一体化“不是一般性的工作，而是涉及全局的重大部署；所引发的不是一般的变革，而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场深刻变革”，“要坚定不移、全面深入持久地推进这项工作，不要瞻前顾后，也不要浅尝辄止，要抓住不放，坚持若干年，我们一定会取得了不起的成绩”。

　　不要瞻前顾后，不要浅尝辄止，换言之，就是坚定不移，心无旁骛，哪怕面对的是蜚语流言、纷纷议论。毕竟，这条路还没人走过。态度决定命运，方式决定成败，因为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的强力支持，“孜孜以求”的成都，决定要克服万难地走下去。

　　也因此，“城乡一体化没有局外人”成为了当年成都市各级干部最耳熟能详的一句话，“把工作当事业去追求、当成学问去研究”更成为了流传至今的一股风尚。

　　叁

　　江苏有个华西村，成都有个红砂村！也许很多人，对成都城乡一体化的最粗浅认识，就是来自红砂村。

　　的确，红砂村的声名鹊起，与2003年以来成都推进城乡一体化的脚步是如影随形的。红砂村是近郊城市化的标杆，它的参考意义在于，推进城乡一体化不仅在于使农民增收致富，还在于打破城乡分割、促进城乡交融的终极价值。

　　从红砂村到后来的“汤营”模式；从最初的试点区(市)县到全市的各个区(市)县，层出不穷的城乡统筹创造，如今获得各方如潮好评。

　　然而，真正让人振奋的还是在4年之后。2007年1月，国家发改委调研组专题调研成都城乡一体化实施情况后指出：成都3年来在全市实施以推进城乡一体化为核心、以规范化服务型政府建设和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为保障的城乡统筹、“四位一体”科学发展总体战略，并围绕其进行的一系列重大改革，符合中央精神，符合改革的方向和要求，正探索走出一条不同于东部地区发展的道路。

　　时隔5个月——6月9日，成都、重庆正式获批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试验区的牌子是最好的肯定，虽然无声却重如千钧。

　　这一天，对于成都而言，喜悦胜似节日。而对于成都的决策层而言，其影响远不在此，其更重大的意义在于，能够在更广阔的土地上，进行更深入的实践“试验”。

　　“成都将站在成为试验区的新起点上，在不断的改革探索中继续加快科学发展的步伐，继续为全国提供经验。”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成都市新闻发言人诚恳谦慎地对外说道。

　　如今，成都市的干部对“孜孜以求”有了更深的理解与体会。从义无反顾的试验区建设，到如今万众一心的灾后重建；从贯彻落实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到创造性地深入推进《决定》的落实，无不坚持着城乡统筹的路径，无不弥漫着孜孜以求的成都选择。

　　中篇

　　以身解难题：

　　破冰先行的成都方式

　　改革，总是从农村起步。30年前，中国波澜壮阔的改革画卷从农村开始，30年后，中国农村改革新起点上再出发。

　　2008年10月13日，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闭幕第二天，全国首家综合性农村产权交易所在成都诞生。这一天，全国各地掀起了学习贯彻落实全会精神的高潮，交易所的诞生成为“梦想照进现实”的第一季。

　　“成都迅速打响的第一炮——农村产权交易所的成立，不仅使土地流转变得明朗起来，而且变得能够马上实施具体的操作。这不得不说成都抢占了全国的先机。”来自多年从事土地流转研究的北京专家的评价，使得媒体睁大了双眼——成都出手迅疾，难道对“预感”中的改革早已“未卜先知”？

　　其实不然，5年来的城乡统筹战略早已铺垫下了改革的厚实土壤。早在今年年初，成都市委“1号文件”就已对此项工作做出全面部署，以交易所成立为典型代表的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其实只是改革到这一阶段的顺势而发。如此一来，静候着“成都方式”下一个“破冰前行”，成为了大家彼此间不宣的决心。

　　壹

　　青白江区祥福镇东方村的村民这几天特别高兴，依托农村产权交易所，他们将自己的土地以每亩1000元/年的价格流转给来此发展的成都华绿农业生态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仅这一项，附近的村民每年可以增收超过5000元！而一些成为该公司员工的村民，每月还有600元的工资，平均计算下来，一家一年增收将近7000元以上。

　　对待交易所的诞生，官方的评价是：建立全市统一的农村产权交易市场，是进一步完善市场化配置资源的机制，对推动农村产权流转，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加快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而来自业界的看法则显得更为直白：试验区建设、灾后重建特别需要钱的成都，在如何找钱、实施自力更生上，又迈进了一步。

　　找钱，不仅仅给农民“找钱”，更为城乡一体化改革、城乡统筹战略实施“找钱”！为广阔的农村改革提供一个切实可行的范本，成都，从来就没有回避过“钱”的问题。

　　从最初开始，中央媒体就把成都的城乡一体化改革称之为“自费”改革。

　　“自费”听起来，别样滋味在心头。

　　成都要推进“三个集中”和“三大工程”，还要为农村提供大量一体化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这就必然面临“钱从哪里来”的难题。从建设试验区到任务艰巨的灾后重建，都需要钱，完全靠自己的“荷包”，即使在成都近年来财政收入大幅增长的情况下，也是不可想象的。

　　但是，实际的情况是，从2003年实施城乡一体化以来，成都市没有伸手张口去“讨要”过“试验”的经费。因为，成都市的各级执行者都很清楚，要在深水区领航，更要学会自己“找米下锅”。

　　贰

　　解决“钱从哪里来”的问题，市场化配置资源这根“魔杖”不得不提。

　　一个又一个曾经的采访，在记者的脑中串成了线——

　　曾经，青羊区“借”优秀企业的资金、人才来组建了8个专业公司，作为资本运作的“操盘手”，融来发展所需巨资。青羊区的领导坦言“政府只要当好服务员和裁判员就行了”；

　　曾经，区位偏、财力弱、底子薄的大邑县用“三换”(资源换资金、政策换资金、市场换资金)等方式，换来了面貌一新。时任县委书记很坦白“政府没花一分钱，就办成了几件大事”；

　　曾经，天回银杏园的出现让“天晴一把刀”、“下雨一包糟”的天回镇街道发生巨大变化，金牛区的领导毫不掩饰，“这些都是依靠政府对基础设施的投入，从而撬动了2个亿的社会资金”……

　　诸如此类、层出不穷的例子，让我们见识了“魔杖”的魔力——民资释放了、市场撬开了，产业带动了……“找米下锅”实则就是市委“完善市场运作机制，形成社会化多元投入的资金保障机制”要求的生动实践。几年下来，这一要求已经沁入发展的“血液”，思路一脉相承。

　　去年，成都获批试验区之后的一个月，为了探索如何从基层层面来推进试验区建设，记者曾走访了50个乡镇。探访中，有前几年探索成绩的积淀、有对下一步发展的思考、还有在发展中所遇到的问题，但是最令记者感慨的还是——“50位基层书记，没有一位书记哭穷要钱”，每每谈到如何找钱的问题上，他们的脑中有很多点子。这些点子有的已经实现，有的将要实施。

　　所以再回头审看来时路，也就不再奇怪，成都市现代农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国民村镇银行等创造一个接着一个在成都发芽。去年11月，成都召开试验区建设重大项目(工作)动员大会，全面启动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重点改革和社会事业发展等四大领域37项重大项目建设，总投资额度超过2000亿元。就在这个会上，市上与有关金融机构签署了授信额度为2000多亿元的银政合作协议。几年来，城市经营市场化配置资源的基本思路被延续、拓展到城乡统筹的各个方面，也从城市扩展到了整个城乡，随处可见——市场机制在如影随形地发挥着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

　　叁

　　推进城乡一体化，成都市的党政圈子里非常流行两句话——钱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就业是民生之本。与“钱从哪里来”如影随形，“人往哪里去”成为成都市统筹城乡发展面临的第二道难题。由于土地被征用或流转，一部分祖辈都在农村生活的失地或准失地农民进入中心城镇的集中居住区，他们是“人往哪里去”的关键人群。

　　为了失地不失业，失地不失利，成都先后出台了《关于促进城乡充分就业的意见》和《关于促进农民集中居住区就业工作的意见》等文件，明确提出统筹城乡就业，也基本形成了促进城乡比较充分就业的政策框架。

　　不仅就业，还要乐业，产业是人员转移的最有力支撑。那么，这几年来，人都去了哪儿？曾经的崇州市怀远镇农民，如今在藤编一条街，当上了藤艺高手；曾经的武侯区永丰乡农民，而今在世界500强的宜必思酒店，成为了“朝九晚五”的上班族；曾经的邛崃市水口镇农民，现在在黄鳝养殖基地，成为了养殖行家……从土地上转移出来的农民，大多都有了一个很好的去处。

　　从另外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中，我们不难看出这一思路的延伸与坚持：在年初之时，成都都会为新的一年“取名”，例如“三新”突破年、项目年、加快产业发展年……梳理这些轨迹，其实都是在为“人往哪里去”打造坚强的后盾。

　　肆

　　解决了关键人群的去处，那么这些关键人群身后的人，他们的孩子、他们的父母，又是何去何从的呢？

　　“在法国，像文翁实验学校这样的是贵族学校。”在校门口采访后，法国国家电视台的记者非常感慨：原来在这个古色古香花园学校里读书的，几乎都是当地农民的孩子，他们都是成都推进城乡一体化背景下的新市民。

　　在成都，城乡均衡教育的大力推行，让农村孩子享受到了和城里学校一样优秀的教育软、硬件。其实，这只是让农民享受“市民待遇”，或者说让农民成为真正的市民的一个缩影。

　　标准化修建的乡镇卫生院和卫生站，村民大病不出镇、小病不出村，要办理事务或手续，村干部上门收集实施代办；村民享受社保，以前养儿防老，如今社保养老；村村通公路，出行四通八达……不可否认，大力推进城乡公共事业均衡化，在构建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上，成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效。

　　此前，记者曾经采访过一个小女孩——崇州市的黄元元，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她经过手术后，欢快地在花园里飞奔着。看到这里，孩子的父亲“哇”的哭出了声。如果没有少儿住院医疗互助金，家境窘困的他们，只能任由元元的病情恶化。在这个故事的背后，除了公共事业的倾斜外，我市社会救助、社会保障的大网，将农民、困难群众统统网入其中。

　　“全面提升‘三个集中’水平，在加快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上取得新进展”“大力推进城乡公共事业均衡化，在构建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上取得新成效。”……城乡统筹棋至中盘的成都，新起点上将向更深的“水域”航去。

　　下篇

　　一直在状态：

　　革新“官”念的成都动力

　　“我们决不以懦弱或不正直的行为给我们这个城市丢脸，也永远不抛弃我们队伍中患难与共的兄弟。我们将为本市的一切理想和神圣的事业而奋斗。我们将尊崇和服从法律，并以自己的规范行为，促使周围那些企图取消或无视它们的人遵从这一观念。我们将不停的努力，以激发全体市民的公共责任感，从而在所有这些方面，我们将给这个城市留下远比它给予我们的更多、更美好的东西！”

　　——这段话，摘自古雅典“男子汉誓言”；这段话，也是全市领导干部大会上，市委书记李春城的有感而发。

　　规范化服务型政府建设、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扎根于心的不仅仅是一个个新名词或是新举措，而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理念。城乡一体化所带给这1.24万平方公里的变化，远比大家所预想的还要多；也由此相信，城乡一体化实施过程中的领导干部们，将给这个城市留下更多、更美好的东西。

　　壹

　　“当官不在状态，不如回家歇菜”——4年前那场震动全国的“不在状态”官场风波，至今成都老百姓许多都记忆犹新——原成都市金堂县淮口镇党委书记、46岁的汪光友，在市委书记的一次基层随机检查工作中，成为“回家歇菜”第一人。

　　那年7月6日，市委工作会议援引美国西点军校两百年来奉行的准则———“没有任何借口”，强调推进城乡一体化需要不折不扣的执行力。

　　时隔三个月后，在温江举行的近郊区县推进城乡一体化座谈会上， “诸葛亮挥泪斩马谡”的故事再次强调执行力。记者至今记得那句话——该谁干的事情，谁就要干好。

　　自此，一场自上而下的官员“问责风暴”刮起，先后共有20多名干部因“不在状态”而被摘除乌纱帽。仅仅从5月11日到16日，就有16名乡镇干部因类似原因被免职。这在成都市近几年中尚属罕见。

　　在不在状态的问题，这几年一直没有淡过。它更在地震灾害之后，衍生成更为具体的如何为民、如何为官、如何为人的问题。

　　今年7月16日的全市领导干部大会，会议开场便“扪心自问”——我们该怎么做？在这个会上，全体形成了一个共识——成都，从来都不缺少精神，即便此刻面临着十分巨大的损失、前所未有的困难、异常艰巨的任务。成都，也从来不缺少勇气，哪怕“经济余震”远未减弱或停止；哪怕灾后重建工作不亚于历时十年的三峡百万移民工程。因为，成都，有一支敢与苦战、敢与难斗、齐心协力、团结一致的干部队伍——每位领导干部，无论职位高低，都始终保持与受灾群众患难与共、力克时艰之心！

　　因为这样的共识，我们就不会怀疑，那些曾经流转甚广的干部工作法则：工作要有韧性，一周工作七天，一天工作十六小时，白天干工作、晚上想思路……

　　贰

　　“我们都是看图说话的干部！”从区域规划到城乡规划，曾任成都市规划局总规划师、现任规划局长的张樵感触颇深，他笑言过去的规划局只能算“半个”：“以前的规划只是针对城区，至于农村，哪里谈得上规划。”而“半个”规划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城乡二元分割，农村发展无章可循，更谈不上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而如今，干部在说工作时，总会先看图，这幅图就是规划图。

　　其实，看图说话，只是工作方式的转变。几年来，给成都市干部冲击最大的是规范化服务型政府建设，因为它带来了工作理念的转变，说得更深点——就是“官”念的改变。

　　如今，党政机关的工作人员，言必称服务——政务即服务。

　　和很多市民一样，7年之前，刚刚提出“规范化服务型政府建设”这个概念时，我们并不知道这样简练的10个字，会给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和冲击。后来，我们知道了，到行政机关办事再不用低眉顺眼地傻傻干笑；再不用满腹担忧地等了一天又一天；再不用到处求人“勾兑”关系……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会在最短的时间内为市民提供周到的服务，成都“官”念令人欣喜！

　　如今，成都的规范化服务型政府建设已经不再满足于少了几个审批环节，取消了多少公章，节省了多少时间，提供了多少标准化的微笑，建了几个政务服务中心，而是在向更加的专业化、精细化、周到化和人性化迈进，在从“全面提速”的阶段向“精益求精”的阶段迈进。

　　服务在转变，服务的机构也在改变。2004年6月1日，一块新鲜的行政机构牌子在金牛区挂出：城乡一体化工作局。此前，这个机构的牌子是“农业局”。一个机构名称的变化，传递的是一个强烈的信号：二元分割的城乡管理已为历史，取而代之的将是城乡管理“一盘棋”。

　　一年后，农业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拉开大幕——对区(市)县农业管理机构重新布局、综合设置：五城区设立推进城乡一体化工作局，撤销农业部门，其职能划入推进局；郊区(市)县农业局、畜牧局、农机局等农口部门与农工办合并，统一设置农村发展局。城乡一体的发展呼唤城乡一体的管理和服务。

　　按照“成熟一个、推进一个”的原则，成都对现行行政管理体制进行了一系列真刀真枪的撤并、重组和融合，实施了涉及30个部门的改革，使城乡二元体制在破旧立新汇总逐渐被打破。

　　叁

　　向峨乡党委在地震发生时，毅然放弃对乡干部的营救，转而救援学生；虹口乡党委带领全乡干部群众，走出一条“生命线”……地震后，那些曾经鲜少被人提及的乡镇领导班子，一个又一个地走进了公众的视线。这些坚强的堡垒，在群众最需要的时候，舍弃家人，带领群众从失望走入希望。

　　后来，有一个调查显示，在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中，群众对各自所在地的党委均表示出了高度的满意。这些都是经过公推直选、由群众一人一票推选到领导岗位的干部们，不负众望。这让大家再一次地感到“公推直选”的力量。

　　因为公推直选，不得不想到一个人——新都区木兰镇党委书记刘刚毅。记者曾经采访他时，才三十岁出头的他头上已有大片白发。“他原来也有白头发，但少得很，这一年白得快。”镇机关的人说。

　　2003年12月7日，木兰镇全体党员以无记名投票方式差额直选镇党委书记，刘刚毅当选，成为全国第一个直选产生的镇党委书记。半年后，刘刚毅在全镇民主测评大会上就上任以来的工作情况述职，由党员和群众代表“打分”。“如果测评中‘不称职’票超过30%，就得‘下课’。”面对如此“大考”的刘刚毅曾对记者坦承自己压力大。刘刚毅上任后积极开发石木路、抓木兰山综合开发，在述职评议“大考”中，满意率超过95%。

　　民主的土壤越来越肥沃，干部肩上的压力却越来越重。“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成都市委对各级干部的要求，现在看来，与“给这个城市留下远比它给予我们的更多、更美好的东西”是一脉相承，与“把事业当学问来研究”更是互为补充，而这其中，“服务”的观念贯穿始终。

　　如果把成都的干部团队比作动力，那么这个革新“官”念的动力，在经过“不在状态”、规范化服务型政府建设、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等一系列的洗礼后，一直处于“在状态”的状态。5年前开始的城乡一体化改革如此，试验区建设如此、灾后重建如此，贯彻落实十七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将同样如此——一直在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