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先生发表在《经济观察报》上的《在改革与法西斯主义之间》一文中写道：“凡是研究法西斯主义的学者，几乎没有例外地都承认，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法西斯主义的猖獗与三十年代大萧条有直接关系。有人进行过统计，到1933年10月，在大萧条的背景下，法西斯运动遍及世界上23个国家，半年后增至30个国家。而1920年时，全世界原本约有35个国家拥有民选的立宪政体，到了1938年，只剩下17个国家了，到1944年，又减少到了12个。”他提出疑问：“为什么受冲击最大的美国没有走上法西斯主义的道路，而一些受冲击没有美国严重的国家反倒走上了法西斯主义的道路？”

　　其实，即使在现代民主社会，也随时随地有出现法西斯独裁的危险。2008年，根据1967年4月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一所高中进行的真实试验改编的德国影片《浪潮》告诉我们：每个人心底都有个纳粹，只要训练5天，专制、独裁和绝对服从的种子便会深入人心。无论弱小或强悍，都有可能团结到独裁专制的旗帜下。

　　孙先生没有提到的是，在经济萧条和政治极权(法西斯)之间，其实应该有一个过渡，一座桥梁，这座桥就是乌托邦。那种乌托邦的幻想，把“革命”、领袖抬到了至高无上的神圣地位。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公众特别期望一个无所不能的大政府出现，一有问题就找政府帮忙。这是情有可原的。尤其是长期浸淫在集体主义思想和制度下的人，更容易受到貌似强大的力量的蛊惑。因为在集体主义思潮和制度安排之下，个人的力量非常弱小。经济危机到来，他们就显得更加弱小和无助。于是，失业的要找政府安排再就业，企业濒临破产倒闭的要找政府贷款，农产品卖不动也要找政府帮忙。

　　此时，另一种以政府万能为表现形式的乌托邦，依然会给个人的自由和市场的自由与平等带来极大的障碍。比如，遇到难题过度依赖政府的“政策倾斜”，虽然在短期内可以通过政府暂时性地解决市场主体的危机，但它往往是以牺牲其他看不见的市场主体的权利和利益为代价的，政府的行为相当于拆东墙补西墙。因为“拆”看不见，“补”却看得见且立竿见影，这往往会使政府也沉醉在比市场、比民众高明的幻觉中不能自拔。另一方面，类似的个案解决往往伴随着决策的不透明，容易形成官员的寻租现象，也容易形成企业对政府和官员的人身依附。久而久之，形成了路径依赖，我们将会离坏的“权力市场经济”越来越近。

　　在我们这个有着集权传统的国度，那种排斥市场、过度依赖政府“致富”或“保障”的逻辑，常常得到社会舆论的大声喝彩且经久不衰，而那些真正坚持自由与理性的声音，往往遭遇极端的谩骂甚至人格污辱。比如不断有人呼吁取消房地产开发商，振臂一呼，往往应者云集。但他们不知道，在1998年房改之前的几十年里，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只有3平方米，大多数人住公房，是很廉价，但住房条件无法得到本质改善，而且很多人一辈子也轮不上住“公房”。

　　还有，很多著名的“三农问题专家”，一再排斥农业的产权逻辑和市场逻辑，他们说，给我2万亿元人民币，我可以轰轰烈烈地搞新农村建设；他们说，世界各国农民收入60%都来自政府补贴，只要咱们也如此这般，农民就会富裕起来，国家就会向好的方向发展。但是他们完全忘了现实约束条件，7亿多农民、5亿多城市居民的国度，政府怎么会有那么大的财力来补贴农民？世界上没有一个发达国家的农村人口超过10%，中国岂能例外？

　　没有万能的政府，政府无所不能的乌托邦幻想，必然导致权力的扩张，并由此走向集权专制。因此，危机时期，我们更应该矢志不渝地追求个人、财产、商业竞争的公平与自由，追求与权力保持合理距离的“好的市场经济”，而不是追求政府大包大揽的家长制和父爱主义。 (童大焕)